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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以前刑辩人在路上

刑辩人在路上
普信男自信约炮，反遭高端仙人跳
昨天刚提了一嘴，有这么个曾经当过妓女，后来又改行仙人跳，最后又跨界码字写文的奇女子，今天就赶巧，又听来个离奇的强奸案。我听到的故事是男方视角，从男方视角来看，他倒更像是遭遇了更高级的“仙人跳”。昨天文中的女主角“静若幽兰”，虽然玩的也是仙人跳，但跟今天要讲的故事比起来，作案手法就显得粗糙许多，明显处于“初级阶段”。杨笠由于公开嘲讽广大男性同胞“普通而自信”遭到众多男性围攻抵制。我最初不太理解这五个字究竟冒犯在何处。坦率的说，绝大多数男性，尤其是像我这样已经步入中年的男性，连“普通而自信”这五个字都占不全，只能勉强沾上个“普通”。“自信”是一种颇具贵族气息的特质，是一个饱含正能量的褒义词，说实在的，它很稀有，稀有到你已经很难在生活中观察到它的存在。一个人，无论男女，能称得上普通，就说明至少混到了中位数，及格线，虽不值得大书特书，但至少没有拖社会后腿。若是能再活得“自信”一些，阳光一些，怎么看也属于社会中流砥柱群体，已经多少值得点赞了。判断一个人究竟要表达什么，要把她的话听全，综合全面考量。后来大概检索了下杨笠的过往言论，大概理解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男性会感受到强烈的被冒犯。杨笠是个语言大师，
2024年10月30日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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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信男自信约炮，反遭高端仙人跳

刑辩人在路上

2024年10月30日 23:20

昨天刚提了一嘴，有这么个曾经当过妓女，后来又改行仙人跳，最后又跨界码字写文的奇女子，今天就赶巧，又听来个离奇的强奸案。

我听到的故事是男方视角，从男方视角来看，他倒更像是遭遇了更高级的“仙人跳”。昨天文中的女主角“静若幽兰”，虽然玩的也是仙人跳，但跟今天要讲的故事比起来，作案手法就显得粗糙许多，明显处于“初级阶段”。

杨笠由于公开嘲讽广大男性同胞“普通而自信”遭到众多男性围攻抵制。

我最初不太理解这五个字究竟冒犯在何处。

坦率的说，绝大多数男性，尤其是像我这样已经步入中年的男性，连“普通而自信”这五个字都占不全，只能勉强沾上个“普通”。

“自信”是一种颇具贵族气息的特质，是一个饱含正能量的褒义词，说实在的，它很稀有，稀有到你已经很难在生活中观察到它的存在。

一个人，无论男女，能称得上普通，就说明至少混到了中位数，及格线，虽不值得大书特书，但至少没有拖社会后腿。若是能再活得“自信”一些，阳光一些，怎么看也属于社会中流砥柱群体，已经多少值得点赞了。

判断一个人究竟要表达什么，要把她的话听全，综合全面考量。后来大概检索了下杨笠的过往言论，大概理解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男性会感受到强烈的被冒犯。

杨笠是个语言大师，她通过巧妙的表达技术，偷换了“普通”与“自信”这两个词的内涵。

在她的语境中，“普通”约等于“屁也不是”，“自信”约等于“自命不凡”。她还巧妙的通过一个转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差，并最终创造出“普信男”这个嘲讽感拉满的网络新词汇。

明明啥也没有，屁都不是，却还常常幻想自己是白马王子，女人多看自己一眼，就是对自己动了心，女人说话尾声拖个小波浪，就是在对自己大放桃花，女人要是有意无意跟自己身体接触一下，那就更不得了，必定是想跟自己上床生小猴子。

杨笠想表达的是这个。

这样的男人多不多，你还别说，真他妈挺多的。

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觉得被冒犯——人只能被真话冒犯，而不会被假话冒犯。

今天的故事男主角，就是这样一个普通而自信的男人。干脆就称呼他为“普信男”吧。

普信男意图在陌陌上约炮，加了一个头像面容姣好的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会玩陌陌，我不了解，没有发言权，但什么样的男人会玩陌陌，玩陌陌的目的又是什么，我还多少懂点。

大体来说，男人只有在精虫上脑，肢体即将被性冲动彻底支配却还残留一丝自由意志时才会玩陌陌。

这个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性冲动不足，没动力玩；性冲动拉满，又腾不出手玩；及至性冲动释放，就进入了众所周知的“贤者时刻”，提不起兴趣玩。

高明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面貌出现。

男人对女人的了解，远不及女人对男人了解程度之万一。

游荡在陌陌上的女猎手们，非常清楚，留给她们得手的窗口期非常短暂。

女人节奏推进的非常快，当晚就把普信男约到了自己的住处。

精虫上脑的男人，智商基本为负数。

女人说自己总感觉身上发冷，还咳嗽。

普信男就中央空调病发，嘘寒问暖，还主动提出给女人送药。

女人说行。

普信男狂喜。提起裤子就往女人住处奔去。

到女人住处时，已是凌晨 0 时以后。

女人上身披着一件棉睡衣，扣子也没有扣，只有一根胳膊围拢在胸前，两只大白兔若隐若现。

低头再一看，好家伙，女人下半身也光着，棉睡衣的下摆将将罩住半个屁股，两腿间的茂密丛林那么黑，却又那么刺眼……

普信男哪见过这阵仗，登时血脉喷张，如遭五雷轰顶，大脑一片空白。

更要命的是，女人还要求普信男先去浴室冲澡，洗洗干净。

普信男确信，这是女人在对他释放清晰的性同意信号。

密闭的空间，诱人的肉体，缠绵的夜色，暧昧的低语，氤氲的闺房香气……

普信男彻底丧失了理智。

他一把搂住女人，撅起嘴巴，就往女人的樱桃小嘴儿上拱，两只手兵分两路，一手从衣领长驱直入，揉搓两块大白馒头，另一只手穿越丛林，直探密林深处。

女人最初没有反抗，这更加鼓励了普信男，普信男嘴上、手上的动作越发大胆、狂暴……

突然，女人亮出锋利的指甲，一把挠在普信男胸前。普信男平坦的没有任何肌肉痕迹的胸前，现出几道红通通的血印子。

几乎与此同时，女人打翻茶几，并对普信男大声詈骂，呵斥他立即助手，滚出去。

普信男如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炽热肿胀的下半身，迅速冷却缩小。

普信男一下子从刚才的无比自信，变得不那么自信了。他从莫名艳遇的春梦中惊醒，灰溜溜穿上衣服，离开了女人的住处。

当晚，女人到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遭遇强奸。

第二天，公安上门，抓走了普信男。

听完这个故事，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普信男，这回大概率要遭了。

自古“奸出妇人口”，性侵类案件，多发生在密闭空间。男人女人脑回路本就不同，纵是夫妻，也很难说一定能做到毫无误解的充分有效沟通。女人说“要”，她其实可能想表达的是“不要”，但男人听起来，就是明白无误的“要”。反之亦然。一旦双方撕破脸，闹到了官家哪里，就更是各执一词，真伪难辨。

刑事司法，绝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而更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

从社会治理层面讲，司法只能偏听偏信弱者，也就是女方。即便发生性关系时，真的两厢情愿，只要事后女方咬死，也多半能把男方咬进去。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话题太宏大，今天暂且不作展开。

更何况，普信男显然遇到了高手。

女人显然就是专业吃这路饭的。

她故意衣不蔽体，就是要充分唤起普信男的性冲动。让普信男去洗澡，一是为了让普信男误以为已经得到了性同意，二是为了让普信男脱掉衣服，暴露自己的皮肤。容忍普信男对自己的私处上下其手，是为了在性器官附近留下普信男的生物信息碎片。而最致命的一击，来源于那几道血淋淋的指甲印——既在普信男身上留下了伤痕，也在指甲缝里采集了普信男的生物信息，共同证明，普信男使用了暴力，而她进行了激烈反抗。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女人在住处甚至已经备好了录音或录像设备。踢翻茶几，对普信男大声詈骂，都将共同还原一个性侵案发现场。（之所以敢于作出这样的猜测，是因为我之前办理过一个剧情几乎雷同的风化案件。）

几乎是一条完美证据链。有被害人的指认，有能够还原现场的视听资料，有性器官上采集到的男性dna，有在男性身上留下明显的反抗痕迹……

无论普信男如何辩解，都几乎不可能重建一套能够推翻女性指控的叙事。

女人现在所需要做的，只有等待。等待普信男家人出面，苦苦哀求她，为普信男出具谅解书。谅解书说贵也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供女人小半年开销用度，问题还是不大的，真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

而且，这是完全合法的买卖。

可真是比“静若幽兰”们当年刀口舔血来钱快多了。而且还能个人单干，不用依托“团队”，多少钱全归自己，自由自在。

俗话说，男人要管好“两个巴”。一曰嘴巴，一曰鸡巴。两个巴但凡有一个管不好，就早晚要闯出大祸。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个定义下的太妙了。它解释了人类社会之于动物界的复杂性。

男人与女人之间，几乎不可能存在纯正的性关系。

可以这么说，人类社会的性关系，已经不再是性关系，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并且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

我举一例，为什么很多贪官共享情妇？而且被共享的情妇，往往看起来并非秀色可餐，毫无性张力可言？

是因为这些贪官都是心理变态？还是因为这些贪官包养不起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

抑或是，共享情妇只是他们维系某种社交网络的途径？

这个问题不难想明白。

《水浒传》中王婆将男女性事归结为五个字：“潘驴邓小闲”。

女人图男人什么？

潘安的容貌，驴一样的屌，邓通的财富，此外还要能提供情绪价值，有耐心，有温暖，有时间，有陪伴。

男人在跟女人发生性关系前，务必要对照这“五字真言”好好检查检查。自己能沾上边几个？私以为，至少要占上两点，这性关系才算安全。

要是像今天的主角普信男那般，明明一个也沾不上，却还以为能走桃花运，那就真成了杨笠口中“过于普通却又过于自信”的男人了。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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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故事会 | Tags: 办案故事，强奸，仙人跳，普信男，杨笠， | 添加评论(7)

祝你在未知的远方，写的愉快

刑辩人在路上

2024年10月29日 21:39

老韩昨晚给我发来一张截图，截图内容是一个已经注销的微信公众号，已经看不出号原来的名字，只有几个灰色的大字：“该账号已注销”。

我不明所以，给老韩打了个“？”

老韩说：“那个‘静若幽兰’把号给注销了。”

静若幽兰是一个妓女，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妓女，出卖肉体与色相的妓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比单纯出卖肉体更加令人痛恨的妓女。

妓女起码还遵守等价交换的交易规则，但静若幽兰却经常玩仙人跳挣钱。

套路很老套，但一招儿鲜吃遍天，百试不厌。先靠美色诱引男人上钩，再趁男人欲火焚身之际，漫天加价，故意制造事端。

你还真别说，女人找起茬儿闹起事儿来，套路全都一个样子。嫖客们当然不会同意被一个妓女敲竹杠，于是冲突被顺理成章的制造出来，双方争执不下期间，一群大汉冲入房间，揪住嫖客的后脖颈，脱光了衣服的嫖客抖如筛糠，乖乖掏钱挨宰。

当然，不排除有嫖客战略定力强，能够忍受屈辱。但那也无妨，玩仙人跳的，黑社会可能够不上，但算个恶势力团伙还是绰绰有余。人家抱定了主意要敲你竹杠，岂能因你认怂，因你善而改变主意？

这样一份职业，不消多说，见识了太多人性阴暗，心理不出点问题，反倒有些不正常。

别说妓女了，就是老师、律师这样的职业，我看都很难找到几个心理完全健康，阳光向上的人。

律师多少还好一些，至少拥有选择休息的自由，选择客户的自由。就好比我现在，一心想要躺平休息，不愿意多接案子。我还打算把手里所剩无几的案子清理干净之后，彻底放空休息个一年半载，出去旅游一圈，找个小城市，租套小房子，隐居上几个月，全面疗愈下我业已千疮百孔的心灵。

老师们则惨的多了。自从牛牛上了小学，大数据经常给给我推送一些老师们的吐槽帖子。看了这些帖子，我逐渐发现，老师是一份比律师更难做，更痛苦的职业。

律师之痛苦，全在于不得不介入他人之因果，而介入他人之因果，自然要大幅消耗自身业力。除非天赋异禀之人，肉体凡胎律师做久了，自身精气也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整个人的精神就开始出问题了。

老师对他人因果之介入，较之律师更深。老师是一份手握巨大权力的职业。权力的同义词是责任。权力大，意味着责任同样大。律师只需介入一时一事的因果，而老师，尤其是初级教育阶段的老师，在很多时候（至少在社会的普遍标准下），需要对学生的人生全面负责。

这份重担何止千斤，单是想想，就令人窒息。

据统计，老师家庭的子女，罹患抑郁症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的家庭。老师们固然难免有些于家庭生活而言不太好的职业习惯，容易表现得过于aggressive，但我想这只是表象，根源在于，老师们在工作中过度消耗了自身业力，本身精神已经出了问题。精神问题带有很强的传染性，负面情绪不会凭空消失，它通常会从家庭中的强者流向弱者，也就是孩子。

坦率的讲，作为一个男性，我最初关注“静若幽兰”，确存了几分阴暗的窥私想法。我很快折服于她细腻的文笔，继而钦佩她功不唐捐的码字毅力。作为一个同样爱好码字的人，甚至与她产生了某种惺惺相惜之感。

过于细腻的文笔，或许也为她的不幸提前做了注脚。细腻的文笔背后，一定有一颗细腻而敏感的心。细腻又敏感的心，多半又属于一个身弱的躯体。

我曾经加入过一个她的读者粉丝群。很难辨别，群里有多少是真正的读者，有多少是不怀好意的窥私者。我之所以从一个阴暗的窥私者，转变成一个真正平视并欣赏她的读者，多半源于我对码字者的同类身份认同。如果没有这层身份认同，我不敢说自己能完成这种转变。

但这世上码字者显然太少，窥私者显然太多。

这让“静若幽兰”感到非常不适。

我能理解她。

将自己不堪的经历写出来，已经足以使任何一个人鲜血淋漓，更不消说，这种表达反而会招惹来大量恶意的调侃，不怀好意的打量，甚至粗俗庸鄙的性骚扰。

“静若幽兰”在读者群里呆了没多久，就退了出去，从此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后来听群里有跟她在现实中相识的闺蜜说，“静若幽兰”托她给大家带句话，她现在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协作平台，公众号大约不会再更了。

只是没想到，她这一去，去的这么彻底。

由于包括但不限于社交实名的种种特性，公众号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平台，但绝不是一个很好的写作平台。就连我这样的边缘写作者，也很少在公众号上发表文字了。

祝她在未知的远方，写的愉快。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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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话软说，成功争取庭审延期

刑辩人在路上

2024年10月17日 20:40

刚跟书记员打了个照面，我就察觉到这个案子肃杀的气氛。

书记员站在二楼走廊，居高临下睥视着我。

“是谁委托你们的？”书记员冷冰冰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游荡。

“是张局长的老婆。”我回答。

“叫什么名字？”依旧是冷冰冰的语调。

我环顾四周，想找到一条通往二楼的通道，这样就不用继续以这样一种极度弱势的位置姿态与她对话。倒是发现了通往二楼的步梯，但在一层半步梯拐角的位置，一道防盗门拦住去路，只有办公楼的工作人员刷卡才能打开。

我只能继续扬起脑袋，以一种臣服的姿态，向书记员喊话。我仅仅在三分钟前，与杨萍在法院门口匆匆见了一面，她趴在汽车引擎盖上，为我签了委托书。我本想从档案袋里抽出委托书，确认一下她的名字。但又转念一想，这样恐怕会引起这个满怀敌意的书记员更大的怀疑，仅能凭借模糊的记忆，略带忐忑的脱口而出三个字：“杨萍。”

书记员的面色稍稍和缓，看来是说对了。我本以为，她要邀请我上去，哪知她却依旧半伏在二楼走廊栏杆上，居高临下的对我说：“去把她也叫过来。”

“给杨萍打电话，让她过来，我们要核实委托手续的真实性。”看我疑惑的杵在原地不动，书记员向我进一步明确指令。

“那我去大门口接她一下？一会进门时，我给你打电话，你给保安安排一声？”疫情虽然过去，但疫情的遗产还在。法院的森严安检，并没有随着疫情远离而翻片儿。

很多下级法官和书记员自己也是过度案件的受害人。律师进不了办公楼，书记员就只能抱着厚厚一大摞卷宗，下楼到办事大厅，让律师阅卷。当事人家属进不了法院大门，书记员就只能跑路到法院门口，说明情况，登记领人。法院的工作已经够忙了，每天却还要大把时间消耗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

“你让她自己想办法进来，我没带手机，也不会给保安打电话。”刚刚若隐若现的一丝丝柔软，再次从书记员的声线中消失了。

我有点气恼，但更多的是疑惑。我隐约觉得，在此之前，家属与法院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故事，而且是相当不愉快的故事。否则不足以解释，书记员为何对我怀有如此强烈且莫名的敌意。

来沁阳的路上，听娟姐隐约提起过，张局长原本有一个律师。但这个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操作出现了失误，没有提前交代张局长，认罪认罚程序的性质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导致张局长不明不白签下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直到开庭，家属才知道，原来检察院曾经给律师打电话，要求律师过来沁阳，见证认罪认罚。但律师因故未来，最终检察院找看守所值班律师签了认罪认罚。

律师的失误点正在于此。很多律师认为，反正自己不同意认罪认罚，那干脆就不再过去签。律师在这里只考虑了自己，没有考虑嫌疑人面临的实际处境。律师到场，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支撑，同时是对检察院公权行使的无形监督。你越是不同意认罪认罚，反而越要到场见证，防止检察院软磨硬泡，连哄带骗，利用看守所值班律师制度，强行将生米煮成熟饭。

按杨萍和张局长本人的说法，正是由于前任律师提前没有明确交待，又没有到场，最终导致张局长在检察官的威胁下，被迫签订认罪认罚，造成了如今的被动局面。

当然，对于一个翻供的被告人来说，总要给自己找点合适的理由，或者说“开脱”。我已经早就过了“当事人说什么我信什么”的执业阶段。杨萍和张局长对前任律师的控诉，我并不十分相信，但从律师执业的角度来讲，其执业行为确有瑕疵，这才导致被人家攥住小辫子。

在张局长案首次开庭中，强烈要求作无罪辩护的家属与前任律师发生了激烈冲突，并当庭解除了对其委托授权。庭开了一半不得不草草休庭。这才有了我的“赶鸭子上架”，当了一把救火队员。

因此，虽然书记员一副高高在上的冷漠敌对态度，我却没有贸然对这种敌意作出反映，而是照单全收。天知道家属之前跟法院发生过什么火星撞地球的冲突呢？

法院一般有两个大门。一个是办公楼大门，就是刚刚我刷律师证进来的大门。还有一个是诉讼服务中心大门，老百姓刷身份证过安检也能进。杨萍从诉讼服务中心进门，兜兜转转了一大圈，才终于步入办公楼大厅。

书记员看我与家属双双到齐，这才挪动步子，踱到横亘在步梯中央的防盗门处，为我们刷了卡开了门。

跟随书记员到办公室，掏出盖好公章的公函手续，双手捧着，连同律师证原件，毕恭毕敬交给了书记员。书记员拿在手里，左右翻看，最终也是没有挑出什么毛病，收下了手续。

我长吁一口气，心想总算是过关了。却见书记员又从案头翻找出一本厚厚的卷宗材料，从中抽出《起诉书》、《变更起诉意见书》两份材料，接着又在电脑上，打印出一份《开庭通知书》，将《开庭通知书》压在最下面，最后又找出一份《送达回证》，将一沓纸一起递给我，说：“签一下送达回证吧”。

常年与公检法斗智斗勇，毫不客气地说，他们一撅屁股，我就知道要放什么屁。书记员在电脑上敲键盘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拟开庭时间，就是后天。也就是说，仅仅给了我一整天的庭审准备时间。

书记员大约也料到了，我会对这个开庭时间提出异议，所以很鸡贼地，将三份文书并在一起一并送达，想来个浑水摸鱼。一旦我没仔细看，将字一签，就视为我对这个开庭时间没有异议，到时候法院就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只管开庭了。

这点小把戏，自然蒙不住我。我抽出压在最下面的《开庭通知书》，跟书记员交涉说：“老师，这个开庭时间，能不能调整调整，你们后天就开庭，我这卷都看不完，怕跟不上法院的节奏，配合不好啊。”

书记员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反问道：“张局长之前就有律师，而且已经开过一次庭了，不可能他一说要换律师，法院就得等着他吧？”

我一听书记员说这话，便知道她的确只是个不懂半点刑事程序法的“书记员”。我说：“老师你看，我不喜欢张口规定闭口规定，搞得跟给人抬杠一样。但是要给予辩护人必要的庭审准备时间，刑诉法确实有明文规定。我们也不给法院添麻烦，也不多要。就把规定的十天期限给我就行了，我一定在规定期限内，加班加点，保证不影响法院正常开庭。”

我硬话软说，书记员挑不出毛病，于是拿出手机，开始给法官打电话。

准确说是给领导打电话。张局长虽只是个副科，但放在小县城，已然是一个大案。法院刘副院长亲自挂帅，担任本案主审法官。

书记员走出办公室，俩人在电话里叽叽咕咕了好大一会儿。书记员回来后，依旧对着我老调重弹：“刚才跟领导汇报过了，答辩期限是给被告的，不是给律师的，我们已经给了张局长本人充足的答辩期限，程序上没有问题。不过为了便于律师开展工作，我们可以让你阅一下前期庭审形成的笔录，便于你快速全面了解案情。”

接着，书记员又伸出手，将《出庭通知书》递给我。

我依旧没有伸手去接。不接，这事儿就还有回旋余地。一接，成为既成事实，再去更改，难度就大的多了。

我说：“这样吧，老师，你也不容易，我也很理解你，有些事儿不是你个人能做决定的。你看，正好领导这会儿也在院里，刘院长在哪个办公室？要不我去跟刘院长当面汇报一下？”

律师与法院死磕，有一个惯用伎俩，故意激怒法官或书记员，抓对方在狂怒失态下的语言漏洞。这个头回打交道的书记员，始终对我充满敌意，恐怕也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不过几番交锋下来，我始终不上套，不为所动，进退有据，察觉到我可能也不是个好对付的茬儿。正好我提出来要当面跟领导交涉，她也乐见将矛盾上交。于是站起身，对我说：“走吧。我带你去。”

刘副院长的办公室在走廊。是一个小套间，书记员带我敲开里间的门时，刘正坐在办公桌后会客，办公桌对面摆了两张沙发，其中一张沙发上坐着一个应该同样是法院工作人员的中年男性。

书记员对刘院长说：“这是张局长新请的律师。”

我赶紧对刘院长略微欠身致意，说：“刘院长好。”

刘院长说话的语气倒是比书记员轻柔许多，却浑身散发出上位者所特有的逼人魄势。像她这样的领导干部，已经不再需要靠玩色厉内荏压人了。

刘院长向我微微点头示意，说：“请坐。”

听闻此言，本来坐在沙发上的中年男性赶紧起身，挪到了内侧沙发上，将靠外的沙发让给了我。而刚刚还对我横眉冷对的书记员，则乖巧的抱着卷宗，笔直的站在门口。刘院长官威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我明知没用，但为了引出话题，还是将刚才已经对书记员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那段话总共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层，律师不是来吵架的；第二层，律师的诉求有法律依据，非无理取闹；第三层，是暗含着的意思，如果不保障，律师会进行反制。

刘院长依旧是老调重弹，摆出了答辩期限针对被告而非律师那套说辞。

从刘院长的语言习惯中，我推断出她大概率并非刑庭法官出身，而是以搞民事业务起家。对于一个长期浸淫在刑事语境下的法官来说，绝对不会说出“被告”这个词。考察一个刑事律师有没有入门，就问他“被告”与“被告人”有什么区别就行了。如果一下子被问住了，就说明这个律师绝对不会以刑事业务为主。还有什么“答辩期”，就更是非常典型的民事诉讼用语了。

我决定向刘院长略微展示一下“武力”。刑事诉讼，可能是国内司法现状下，最讲技术的领域。在刑事技术这个层面，公检法律极为难得的获得了人格上的一致性。就像武侠小说中，不管你社会身份如何，武功不济，终归也是抬不起头来。展示一下“武力”，小压这个官威正盛的副院长一头，反而更有利于让她静心听我说话。

我说：“刘院长，我们律师一开口说法律规定，就容易被误解是来抬杠找茬儿的，我得先声明，真不是这样。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与民事诉讼中的代理人，法律地位完全不一样。辩护人拥有独立辩护权，具备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地位。而民事诉讼中的代理人，才是您刚才所说的，被告人的传声筒。因此，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庭审准备期限与辩护人的庭审准备期限，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期间。不能说被告人已经给足了被告人庭审准备期限，就可以不给辩护人庭审准备期限。对于这个问题，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解释说的非常明确，应该没有分歧和异议。”

这番“武力展示”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不仅刘院长安安静静听我娓娓道来一起说完，连坐在我身旁的不明身份的中年男性，也微微侧过身来，全神贯注听我讲完。

如果是普通员额法官，这番博弈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刘却偏偏是个副院长。官一旦当的大了，说出去的话，就不好改了。口含天宪之人，怎能朝令夕改？否则损害的不仅是个人官威，更是官家体面。

刘院长并不松口，而是开始迂回包抄：“张局长这个案子，其实我们本来可以不再开庭的。上次开庭虽然最后出了点状况，但该走的庭审程序都已经走完。”并且，刘院长稍稍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作为一个职务犯罪案件，我们院里也很重视，庭后全面研究分析了案件，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无论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都没有问题。张局长本人呢，无论是在监委调查阶段，还是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都是认罪认罚的。为什么到了我们法院之后，立马就全面翻供，我们也进行过分析研判，总体认为，可能是怕自己的事儿影响家人……”

刘院长说到这儿，突然停住，不再继续往下说。我当然能听懂她的话外之音。那意思是说，案子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是家属在外唆使张局长翻供，你律师要招子放亮，明辨是非，不要甘当贪官污吏的马前卒。

张局长案实体上冤不冤，我不敢说。但要说张局长案程序上没有一点问题，那就纯属胡扯了。就一条，检察官没有权力在明知张局长已经聘请辩护人的情况下，绕开辩护人，通过值班律师签认罪认罚。而这个检察官却明知有此强制性规定，还要绕过前任律师签具结书，单这一条，就足以构成强有力的回避事由。

但眼下显然不是争辩这些细枝末节的时候。一言不慎，把话说崩了，法院就是要强行开庭，我一个小律师，能有什么办法？螳臂当车而已。

我说：“刘院长，从我个人而言，我完全愿意相信您的专业判断。但作为张局长的辩护人，我不好贸然表态。但我能给您表的态度是，我一定会从证据出发，客观发表意见。决不会为了故意迎合张局长或他的家人，而故意发表不负责任的意见。”

这番话倒不是糊弄刘院长，而是我的肺腑之言。我十分不欣赏那些或是为名，或是图利，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律师。

四面合围之势已经形成，留给刘院长的退路已经不多了，但见她沉吟不语，依旧难以下定最终的决心。其实从我个人角度而言，完全能够体谅她的苦衷。监委案件，政治压倒一切。监委说要三更出判决，哪个法官敢拖到五更？

我决定帮刘院长下定最终决心：“而且，刘院长，您别看我年轻，这些年来，做过的刑事案件也不少。其实这些当事人和家属啊，把刑事诉讼里的弯弯绕绕，研究的比我们还清。咱关起门来自己搁这说，为什么家属上回要当庭解除律师？他说白了就是要给你法院开庭制造障碍。想看你们在程序上犯错误。咱们何必在这些小事儿上计较？平白制造矛盾，给人口实？我又不多要庭审准备时间，就要刑诉法规定的最短期限，十天。这十天之内家属的维稳工作，我全权负责。”言外之意，给了这十天庭审准备期，我保证家属这段时间不来法院闹。如果不给，那就不好意思了。

刘院长终于被我说服。拿出手机，翻看日历。

“那今天就把时间定好吧，免得再为这个事儿纠缠。10月18号怎么样？”刘院长终于下定了决心，拍了板儿。

今天是10月17日。终于抽出时间来，写下这段事儿虽不大，但在我看来还算成功与精彩的博弈。

至于为什么突然有了时间。是因为原定于明天开庭的张局长案，又因故不开了。

这里头，又是另一段精彩的故事了。

且听下回分解。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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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摆脱奴役

刑辩人在路上

2024年10月17日 09:27

着实有些后怕。

国庆节七天假期，除开与老婆吵架的时间外，我基本都在认真的考虑，要不要跟风进股市。

我很清楚，这是一轮假牛市。当前的经济基本面，没有支撑任何牛市的基础。

但我同时也很清楚，当前全球的股市，都已经不再完全靠经济基本面支撑。国际地缘政治、国家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博弈，每个因素的影响权重，可能都超过内在价值面本身。

对于大 A 来说，一是站在国庆前后时间点看，兔子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地缘政治优势，从我一介乡野匹夫的认知来看，鹰酱一时难以破局（但今天来看，鹰酱破了，这是后话），二是国内这两年为提振经济，印制了海量货币，由于实体经济太过萎靡，这些货币始终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并未进入实体流通领域，伴随这轮大牛市启动，海量货币将涌入流通领域，使得我等小民手中为数不多的存款进一步缩水。

对于第一点，超出我的控制能力范围，是国家博弈，我虽然保持一定的关注，但并不构成对我的困扰。

但对于第二点，我高度关注，不想坐视手中为数不多的辛苦钱被无端洗劫。

信用货币超发，就像一场狼吃羊的劫掠游戏。

你要么选择做一匹狼，要么选择当一头羊。

当狼，未必就能吃到肉，但由于加入了劫掠队伍，至少能保证资金勉强跟上信用货币膨胀扩张的速度，不至于使自己损失太大。

在信用扩张面前，任何勤劳发家的想法都会显得极端幼稚可笑。

我上大学那几年，正是中国信用扩张最猛烈的几年。

当年信用扩张的载体，是房子。所有人都眼睁睁看着房价如吹气球一样飞速膨胀，却无能为力。室友坤哥的姐姐，本来已经攒够了首付，准备在重庆买套小房子安身立命，却又小农思想作祟，不想过度贷款，就决定再干两年，等攒下来钱，一把结清，不欠银行的钱。结果“攒”了两年下来，差点连首付钱都不够了。这才幡然醒悟，赶紧上车。

信用货币，是阶级剥削之集大成者。根本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制约当权者通过滥发信用货币，攫取民间财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现代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的交子、大明宝钞等一众先锋尝试，也无一不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货币机制，已经不仅仅是在奖懒罚勤，而简直是在把良家子按在地上摩擦，朝脸上吐口水。

勤劳致富，哪有直接动手盗抢骗来的快？

为了跟上信用扩张速度，保全自己的财富，人们用出各路怪异招数，也都无可指摘了。

币圈有句名言，叫：“数字货币，摆脱奴役”。

数字货币的机制，其实就是完全照搬了黄金。

总量恒定，且不受人为控制，可以无限等分，以灵活满足交易需求，最重要的是，交易匿名，流向无法被公权力轻易追踪。

甚至在匿名性与隐私性上，数字货币拥有远超黄金的优势。

抄家时，黄金很容易就会被抄出来。但是数字货币不一样，就是一串密钥，他在你的脑子里。只要读心机一天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你的数字货币就绝对安全。

很多缅北遣返的电诈分子，在入境之前，纷纷把资金兑换成数字货币，然后再回国。回国后，应对讯问的话术都完全一致，什么刚过去没多久啦，是被骗过去的不是自己主动要去的啦，过去还没开单没赚钱啦，不仅不赚钱还整天挨打啦，自己根本不想骗啦不过园区戒备森严跑不脱啦……

明知道他们都在说瞎话，但是跨国犯罪，人数又太多，一个一个去落实，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于是只能按照各自在境外电诈园区滞留时间长短，判个一年半载的轻刑。着实有些太便宜他们了。

贝卡利亚反对死刑，理由是死刑既不能改造罪犯，也不足以警示社会。

这是玩弄刀笔之人惯用的诡辩伎俩。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所有刑罚都是无效的。这在缅北遣返电诈犯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这些人做足功课才回国，自身显然没有任何悔改之意，呆在看守所里，又大肆传播先进电诈理念，听得一群吃不上饭的失业小年轻心中满怀憧憬。恨不能当即拜把子认大哥，好指望出去后，大哥能带着去缅北混碗饭吃。

砂锅县县更可乐，小地方消息闭塞，不知道这些缅北诈骗犯的套路，还以为是什么香饽饽。第一批人员遣返回来后，当地还专门花钱“买”回来一大批人员指标。

办案指标肯定不会公开叫卖，但不排除公安部有些小官胥吏趁机揩油，骗骗砂锅县这种穷地方的土包子，一番添油加醋，说说这些人身上油水多少，弄回去就是财政收入。

砂锅县买回来一看，压根不是那么回事儿。不仅没见着钱，而且案子也不好办，个个都把自己说的比窦娥还冤。最后拿办取保连哄带骗，终于每个人身上榨出来几万块钱油水。结果你猜怎么着？一个电诈分子，前脚刚办完取保，后脚就又偷渡出去了。不知道是去了缅北，还是去了新加坡迪拜。他这么一跑，倒是把其他还没来及跑的人坑惨了。一哥们才刚取保出去六天，就被这事牵连，又被连夜抓回看守所。回来后天天在号里骂，说自己骗了这么多年人，最后反倒被公安骗了把大的。令闻者捧腹难蚌。

不过这倒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对于屁民来说，数字加密货币相比主权信用货币，具备压倒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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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搞党建，搞得连官儿都没人愿意当了

刑辩人在路上

2024年10月8日 13:40

节前就想吐槽，或者说，奚落一番。然而上班身累，放假心累，一脑门子火，没顾上。

事情是这样的。

我所在的J所，在村镇银行事件之前，是省内首屈一指，或者说，一骑绝尘的大所。年创收能甩第二名好几个身位。别的所办不成的事儿，J所偏能办成。别的所勾兑不来的人，J所偏有资源。当时连司法厅刚退休的王副厅长，都被聘到所里以党务专员的名义，实质上当执行主任。

当然，这个执行主任，是老王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或者更严谨点说，是老王在台面上给自己的定位。实际上，老王与所里是各取所需，利益互换。

老王总体上算是个清官。他在司法厅分管监狱管理工作。司法大整顿期间，他的前任和后任两任分管监狱管理工作的副厅长，以及他的直属下级，监狱管理局局长，纷纷落马。就在大家都以为老王也在劫难逃之际，他竟始终悠哉悠哉，最终安全着陆。清廉程度，可见一斑。但如此一折腾，倒是把惯常勾兑的J所吓得不轻，连夜连哄带骗把老王撵走了。结果老王到最后屁事儿没有，弄得左右很尴尬，暴露了事务所丝毫没有担当，扛不起事儿的尿性。

这种无担当，不扛事儿，在村镇银行事件中暴露的更加彻底。所里三名律师被抓，竟然屁都不敢放一个，连派律师出面代理的勇气都没有。如果说分所自己需要避嫌，J所全国这么多家分所，不乏刑事辩护的行家里手，找个外地分所的专业刑辩律师，介入一下，也算是在事务所层面有个表示。不管怎么样，干律师这行当，胆小畏葸，都是极大的减分项，甚至是一票否决项。后来所里一伙高伙闹分裂的时候，果然就拿村镇银行相关案件见死不救说事儿，说所里没担当，小律师跟着干不值当，忽悠走了不少人。

写到这里，忍不住说几句题外话。

律师这个群体，可能是道德水平最低贱的群体，没有之一。莫谈什么庙堂之上的高大上道德，就是下里巴人的江湖道义，在律师这个群体里，也是完全不存在的。

张文鹏寻衅滋事被抓，始作俑者张庆方第一时间躲得远远的，生怕割席不够彻底，血溅到自己身上。至于张文鹏的同案犯，同样也是专为所谓维权外聘的另一名许姓高管，境况就更加令人唏嘘了。许姓高管出事儿后，连三阶段两万块钱的律师费都出不起，还要在网上发起公开募捐凑钱。当然，也不排除，这是某种炒作手法。但这种炒作手法，恰恰暴露了屎磕律师的真面目。冲锋陷阵小律师在前，摘桃领功小律师靠边。下作程度，比J所“见死不救”（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根本谈不上救，小小律师，不要自作多情，放大自身作用）的无耻程度要高上千倍万倍都不止。

偏偏律师这个群体里，蠢蛋白痴比比皆是，一个二个被屎磕大律师洗脑洗的不行，甘愿被别人当枪使，愿意燃烧自己，成就他人，我作为旁观者，自也无话可说。

老王既然名义上挂了个党务专员职务，党建这一摊儿自然不能不抓。但是党务这摊子事儿，干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律师行业无组织无纪律，不比体制内，别说搞什么党建活动了，就是开个会抄个笔记，都没几个人搭理。

权力不用，过期作废。老王很明白这个道理。在任上清清白白，兢兢业业，好不容易平稳着陆了，再不趁着刚退下来还没凉透搞一点儿养老钱，这辈子可就白忙活了。老王拉活儿搞钱的劲头着实不小，全省好像总共三十余家监狱，他全部给弄成了J所的顾问单位。按一家监狱一年顾问费5万块钱算，每年光顾问费，就150万元收入。再加上其他代理案件的费用，一年搞个大几百万没什么问题。

心思全扑在搞钱上，自然顾不上党建这一摊儿破事儿。当初老王把我招进来，就是为了协助他搞党建。美其名曰，党建秘书。

后来赶上律师行业党建工作大干快上，J所由于人多、党员多，与S所一起，成为省内首批成立党委的律师事务所。

所里一时普天同庆。

成立党委，就意味着要设立党委书记副书记，组织宣传纪检几大部门，意味着要设立至少四到五个党支部，每个支部要配两个正副书记，好几个委员。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意味着一夜之间多出来N多官位。普天同庆，庆的是大家又有官可做，有帽子可戴，可不是庆的什么所里又拿了什么荣誉，获得了什么肯定。

我那时候对无穷无尽的党建工作已经极尽厌烦，心里甚至还在盘算着，如果硬要塞给我个什么官儿，我得想办法推了才是。正好今后党组织健全了，该是哪一摊儿的事儿就由哪一摊儿的人来管就好。搞档案，有组织部，搞文案，有宣传部，搞活动，有党支部。最好我这个空挂名的党务秘书，能彻底赋闲歇业才最好。

结果党组织成员名单酝酿出来，令我大跌眼镜。别说在党委里混个一官半职了，就连党支部里，也没我半毛钱的事儿。

我最开始有些气恼，觉得自己来到J所，顶着个党务秘书的空头衔，兢兢业业干了两年，所里没有给过我一毛钱待遇，没有给过我半分案源支持，就连老王，也视作理所当然，连画饼都没对我画过，顶天了口头夸赞两句，小刘文章写的就是好云云。两年下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党委成立，创造了这么多“官职”，连点意思表示都没有，岂不是太不够意思？当时司法大整顿还没有进入深水区，村镇银行系列案也还没有爆发，所以我才会存有所里应当“讲意思”的想法，如果是现在，我断然不会有如此天真幼稚的想法。

但是旋即又很快自我释放。我本来就对党八股深恶痛绝，如果能硬下头皮来写材料，当初还不如就留在体制内不出来。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发泄一番情绪，正好把党建八股这个大包袱，一劳永逸的彻底甩掉。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可以不要，但你不能不给”，对吧？

你给了我不要，我就找不到理由撂挑子不干，像我这样被儒家文化锁喉的小镇做题家，说不定今后还要更加努力更加卖命的干。但你压根提都不提，不正是往我手里递刀子吗？

党委组建筹备会议，照例叫我过去做记录，抓落实。我迟迟不到会，等三番五次来人催促后，才珊珊来迟。会上虽然没我说话的份儿，但隔空甩个脸子表达下不满还是能做到的。会议刚一结束，我不等任何人退场，啪的站起来，凳子碰出很大声音，然后头也不回就出了会场。

自打那次会议以后，所里所有党建八股相关的活儿，我是压根儿一点也不再沾边。你不是有宣传部吗？部长为什么不写材料？委员为什么不写材料？哪里轮得到我一介草民写材料？我也不配啊你说是不是？

如此僵持了一段时间，又恰逢老王被所里挤兑走，我便更加没有了心理负担。老王毕竟在我最落魄，接近走投无路的时候，引荐我进入了当时正如日中天的J所，于我有知遇之恩。虽然我在J所从没占到过什么便宜，但那硬要说的话，也是我个人的问题和所里的管理问题，与老王关系不大。老王安排我做什么事情，我虽然在长期被白嫖的态势下也不情愿，但依旧会不打折扣的落实好。老王一走，连这些微薄的情分也烟消云散了，管你这高伙那高伙，在我眼里就是个屁。

我还一心等着，如果哪个鸟高伙过于不长眼色，再来给我安排事情做，就要好好给他点color see see，让他下不来台一场。没想到这些大律师们个个都是人精，倒也没人再来叨扰我。我从此终于彻底摆脱了党建八股这摊儿烂活儿，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凡是类体制架构中，当普通一兵的舒适度永远远超当个小领导。你说你当个党委书记吧，出去好歹有点面儿。尤其地方上那些不太懂律师行业的小老百姓，一听又是主任，又是党委书记的，还以为是啥了不起的人物，这钱骗起来便更加得心应手了。

“主任”这个词，带有很强的体制色彩，这种感觉是“某总”、“某经理”、“某董事长”给不了的。假期期间读反腐纪实作品《追问》，里头谈到了一家省文化厅下属的公司，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其实就跟前几年名噪一时的谢留卿案差不多，简而言之，就是与各类江湖骗子合伙，包装各类古玩字画，拿到市场上骗钱。

其实经过改制，该公司只是名义上归属于文化厅，早就是私人产业。但是盘下这家公司的老板，显然是个国学高手，专门请示省厅，对外职务身份不变，不以当时流行的某总某经理称，而依旧称某主任。

某某主任，虽然一听就不是一把手，没有某总某董的霸气，但却体制气息十足，再加上该公司浓厚的官派背景，很快做的风生水起，连大明星许晴都被他们骗了一道儿。

律师事务所不称经理，而称主任，其实便是改革不彻底的产物。但这种改革不彻底，反而又成为律师事务所在特色市场环境中的竞争优势。中国的事儿，有时真是没法说。

读了这个故事，约莫理解了一些，为什么明明不冤的案子，谢留卿却如此激烈的喊冤。

大家都他妈这么干，甚至你正规军也这么干，为什么不抓他们？只抓我谢留卿？

不患寡，而患不均乎。

但是类体制架构内的普通一兵和中低层小领导，就比较惨了。尤其是中低层小领导，装逼装不起来，名片虽然也能硬印，但印个党委书记，跟印个第几党支部委员，那能一样嘛？

除了党委书记，也能拿得出手上得了桌的职务，还有一个纪委书记。但纪委书记出去抛头露面，一来掣肘太多，二来并不吃香。就好比一桌老板吃饭，大家正推杯换盏间，你自报家门说自己是纪委书记，这酒场儿恐怕立马就得散。那场面甚至比无良律师掏出名片，说自己主做刑事案件，大家若是出事了，务必第一时间掏钱委托我平事儿更加炸裂，更加晦气。

当年一众人抢着做官，大约是没看到这一层，以为党委的官儿，就跟律所里各种主任一样，批量发售，不要钱一样，管它有用没用，先占住坑再说。

结果弄了两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就不说组织线下党建活动这种大伙儿，光是各种会议登统计，就能给人折腾半死。这些活儿落到谁头上？还不是谁当“官儿”落到谁头上？大律师请得起助理的，还能甩给律师，请不起助理，或者虽然请了助理，但这两年形势不好，助理喂不饱的，还是得自己亲力亲为。

这回党委换届，恰逢律协组织党支部书记现场培训，竟然出现了无人愿意当官的奇景。

大家你推我我推你，尽显“高风亮节”。

直到党委书记在群里公示拟任职名单，竟还有人在群里公然唱反调提意见：“L书记，前期给您沟通过了，我不再担任党支部书记了。”

组织决定好了的事儿，而且是光荣的事儿，竟然还当中推三阻四，违抗上级。

放眼整个党史，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当初众人追捧的小甜甜，竟成了如今无人问津的牛夫人。

大约不仅是J所所，而是整个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

可悲可叹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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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信男自信约炮，反遭高端仙人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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