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职务犯罪案件有效辩护，被告人涉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无罪辩护意见部分采纳，检察院撤回对滥用职权罪指控。
法律文书：
80后刑事律师的办案手记，专注无罪辩护，反抗者的灵魂从未远去。联系方式：liuchen8916@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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洺水老王的案子，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勤勉认真，对法治还抱有些许不切实际幻想的小实习律师。
那时候我天真到什么程度吧？老王案子开庭时，我针对两份讯问笔录发表质证意见，笔录显示两名被告人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接受同二名侦查人员讯问。我当时笃定的认为，这样的两份笔录，一定会被理所当然的同时排除。理由很简单：世上没有分身术，同一时间同一侦查主体不同的讯问对象，只能导向一个结果——伪造。
而检察员只云淡风轻的回应了一句话：这明显属于套用笔录模板后忘记修改时间，充其量属于瑕疵证据，不影响证据效力。既然辩护人提出来了，我们庭后会联系侦查机关出具补正说明。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两份笔录同时被法庭采纳，作为定案依据。
直到老王案二审时，我还非常幼稚。这种幼稚程度，在今天的我看来，简直有点陌生。
二审时我干了件现在的我根本不可能去干的事儿。对着一审庭审笔录，对照判决书，一份份证据比对，看有没有哪份证据属于没有当庭出证质证，而被直接作为裁判证据采纳的。
结果还真被我发现了一份，好像是二号人物小李的口供，证据价值倒是寥寥，但是恰好庭审没有展示，而直接出现在了判决书中。
我如获至宝，自以为找到了解决案件的金钥匙。我洋洋洒洒给二审法官交了一份法律意见，认为这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当时的二审法官是老邓，后来办另一起套路贷案时，又跟他打过交道。邓是个技术水准和“国学”素养双双在线的老法官。搞那个案子时，我卯足了劲要去碰瓷。结果老邓全场嬉皮笑脸，我二十年的功力全部打在棉花上，如泥牛入海，被他化解于无形。我简直难以想象，久经考验的邓法官看到我的动议后会作何反应，会不会猛然将刚吞进口中得到枸杞茶喷到刚刚捧起的报纸上。不过最终，善解人意的邓法官还是在判决书中排除了这份未经出示的证据，并礼貌的维持了原判。
说句不谦虚的话，从技术层面来讲，我属于“出道即巅峰”的那类律师。倒不是说我多厉害，而是司法竞技这场游戏，其实没太多技术含量在里头。只要智商在线，又肯钻研，少则仨月，最多半年，每个律师都能充分而彻底的解决任何领域的法律技术问题。
决定一个律师能力上限的，永远是““国学”水平”。
说人话，就是洞穿人性与社会运转底层规则的能力。
要懂人，要懂社会治理。
越是底层的逻辑，越是褪尽伪装，越是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但它偏偏管用。
老王案，就是吃了不懂“国学”的亏。
我以为的沟通效果是，将案件证据薄弱之处暴露出来，让检察院知难而退。而实际的沟通效果则是，我的证据分析恰恰省了检察院的大事儿，连补正提纲都不用列了，我甚至怀疑检察院直接将我的法律意见甩给公安，让公安对照着一一补充。
两退三延后，我错愕的发现，我能找到的漏洞，全他妈被堵上了。连开庭时留给我说得到话都不剩几句了。而这个过程中的罪魁祸首，竟然是我自己！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对何人，只要谈起老王这个案子，我永远不会舔着脸说，这个案子去黑，有我的功劳。
去黑，完全是““国学””显灵发挥作用的结果。
涉黑案件，公检法三家都要分别层报至省里审查，审查认为构黑了，才能继续往下走。当时洺水犯了个低级错误，都开过一次庭了，还没往省里汇报。不知道怎么回事，被省里发现了洺水这旮瘩，竟然这么大胆子，不讲政治，妄图先斩后奏。省里责令洺水，立即停止所有司法程序，把卷报过来，接受审查。
案情大概是这样的：
老王干了个加气砖厂。但洺水那地方，交通落后，至今连条高速公路都不通。在洺水建厂，原材料都要从外面通过大卡车运进来。最终的结果是，工地在老王那买块砖，成本反倒比从外地进货还要高。老王为了“垄断”“控制”洺水加气砖市场，派出小弟，把持了几条进入洺水的必经之路。只要一看到进洺水的运砖车，就上去把人挡风玻璃给砸了。
老王的算盘打的噼啪响：你跑车不就为了赚钱吗？你跑一趟洺水能挣几个钱？我砸你一块玻璃，你光修车就得大几百。让你跑一趟赔一趟。时间长了，没人再往洺水跑，岂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用我老王的砖了？
要我说，给老王定个黑社会，还真不能说冤。
如果洺水县一开始就按正常程序向上层报，省里八成也会同意黑社会的定性。但问题出就出在，洺水不听招呼，自行其是，妄图先斩后奏。这在上级司法机关眼里，是极度不讲政治的行为。
我估计案卷抱到省里，人省里的人根本就没看。本来就是奔着找你洺水的麻烦来的，谁真他妈在意犄角旮旯小县城里一个姓曹的老头是不是真黑社会？直接劈头盖脸熊了洺水一顿，接着给案件定了调儿：不涉黑。就让洺水的人滚回去了。
这就是老王案去黑的全过程。
我看卷细致到连两份笔录的记载时间重叠都给挑出来了，又有什么用？人家公诉人就这还是看你从省城远道而来，高看一眼，还给你弄个补正说明。碰见傲气一点的检察官，都不带正眼瞧你的。
从“国学”角度划分，刑事案件可以分两种。
另一种则完全是在官方意志主导下的案件。具体来说就是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案件。很多律师吐槽，说越是当官的，落马后越是相信组织，迷信关系，言语中颇有不屑之意。律师想挣钱，我能理解。但律师若就此以为，自己真的比当官的高明，那就图样图森破了。解决这两类案件的金钥匙，当然在案件之外。落马官员唯一没有转变过来的观念是，他们已经出局，not on the table，but on the menu 了。
第一类案件，只要解决了技术问题，最后大多都能获得不错的结果。而第二类案件，则是“时”、“势”、“运”缺一不可。
即便让今天的我带着满满的““国学””储备，穿越回去再做一回老王的案件，我就能确保案件同样脱黑吗？
不能。
且不说没有逐级层报这种事儿，律师根本无从得知。
从“国学”的角度讲，同一件事的败露，是上级主动发现，还是有人揭发，处理方式自然不一样。同为揭发，不同的人揭发，所达到的效果也不会一样。
同样是没有层报，一个是省里自行发现，一个是律师跑到省里告状。
处理结果会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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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是牛牛上幼儿园时交到的好朋友。
人的年龄越小，越容易交到交心的朋友。这句话似乎在全年龄段都适用。小学已经上完一个学期了，牛牛常玩的几个玩伴儿，还都是幼儿园同学。她的几个玩伴也是如此，九九跟哈哈关系最好，一逮着机会来我家，俩人就疯跑疯玩，叫都叫不走。
哈哈家原先就住在隔壁小区。两个小区只有一二百米的距离，中间隔着一座小体育广场。有一大片空地，一个小足球场和两个小篮球场。
两个小区的居民饭后常在楼下小广场遛弯，她俩也经常趁遛弯时，在一起玩耍。
去年下半年，哈哈突然搬了家。新家还不近，已经不在现在这个学区了。俩小孩除了能在下课上厕所无意中碰到说两句悄悄话外，在一起玩的机会就很少了。
昨天刚接到牛牛，牛牛就扯着我的手，迫不及待的说：刚才放学的路上，我碰见哈哈了，我俩约好了要在小广场玩。
我还以为她俩只是约好了某个时间一起到广场去，就问牛牛：那好呀，你们约的什么时间啊？
结果牛牛说：就是现在。哈哈正在前面等着我呢。
说话间，我便瞅见了哈哈和她奶奶。一老一小果然正站在路口。哈哈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正往人流里张望。
于是，我在小广场上吹了近俩小时的寒风。俩小孩儿才恋恋不舍的互相道别。
不知道俩小孩在一起又嘀咕了啥。牛牛晚上收拾书包时，特意多装了两个本子，说哈哈很喜欢这个本子，要拿两本明天上学送给哈哈。
牛牛很担心自己找不到哈哈。老婆给她支招：你就到她们班门口，直接喊哈哈的名字就行了。
牛牛说：可是我不敢去串班呀。
老婆又说：那你就站在她们班门口，看谁出来上厕所了，让她帮你喊哈哈出来。
牛牛满怀心事的睡觉了。
我倒是老早就把这件事儿给忘了。
倒是牛牛，今天刚一接到手，就跟我说没找到哈哈。
我和老婆都忽略了一个事儿，对于他们这个年龄的老实小孩儿来说，串班儿是件很需要勇气的事儿。
哈哈班在上厕所的必经之路上，牛牛还敢顺路站在她班门口瞅两眼。哈哈压根就不敢往牛牛班这个方向来。
我问牛牛：为啥不敢去，是因为老师不让去吗？
牛牛说：也没说不让去，但是都没人去别的班串。
咱也说不上到底为啥。想想也是，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其实挺封闭的单元。除了极少数“风流人物”，大部分人从第一天进校门到最后毕业离校，交际圈都不会超出本班。像牛牛和哈哈这样，幼儿园就碰巧在一个班，又格外玩得来，还最终上同一个小学的，毕竟是极少数。大家都不串班，俩小女孩没有先例可供参照，就卡在这一步犯了难。
小孩的心思远比大人想象的要缜密。
俩小孩昨天就约好了，今天下课期间，约在哈哈班门口见面。一下课，哈哈就站在班门口，等着牛牛去找她。
但是俩小孩可能并没有约好具体哪一节课下课，总之，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俩小孩今天一整天都没能碰上面儿。
突然觉得现在的小孩子好可怜，比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可怜多了。
现在的小孩基本丧失了行动与交际自主权。想跟哪个好朋友见一面，玩上一场，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我常自诩比较开明的家长，但也绝对不可能允许牛牛跨越哪怕一个路口，独自到朋友家玩。反观我小时候，大街上随处是三三两两插队的小孩儿。我从家里上学路上，刚好经过一个好朋友的家，我经常中午早些出发，路过他家时去他家里玩上一会儿，再一起去学校。
我也搞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是因为现在的城建钢铁森林对小孩子过于不友好？恐怕也不是的。我小时候居住的南阳路一线，近几十年来没什么太大变化。即便让我回到南阳路附近去住，我就敢于放手让小布丁点儿的牛牛自己上好朋友玩吗？肯定还是做不到。
我从老家转学到郑州的第一天上午放学，老师就问了我一嘴，家在哪个方向。我指了指，她就安排说，那你排在这个队伍里。之后便不管了，我自己走了两个路口回了家。放在今天，这事儿简直不敢想象。今天的老师，非把小孩儿交到家长手里，否则宁愿吃点亏加班守着，也不敢放小孩自己回家。哪怕家距离学校只有二百米的距离。
看着牛牛为难又落寞的神情，我决定带她演练一番。
我让她站定在原地，用手对空气比划一番，对她说：现在假装这是哈哈班里的门，假装你是哈哈，正坐在座位上，我是你，你就像我一样，走到哈哈班门口，把脑袋探进去，大喊“哈哈”，哈哈听到之后，就会出来见你了。
牛牛被我的样子逗笑了：还有其他办法没？
我说：有啊。你还可以先站在她们班门口。现在假装你是下课出来上厕所的小孩儿，我是你。我现在拦住你，让你帮我回班喊一下哈哈。这样你们不就也见着面儿了？
牛牛若有所思片刻，说：算了。我还是直接喊坐在她们班门口的小孩儿帮我喊吧。
我一屁股坐在路牙石上，对牛牛说：现在假装这棵树是哈哈班的门，假装我是坐在坐在门口的小孩，现在你来试一下让我帮你叫哈哈。
牛牛却拽起我的手就走，嘴上嚷嚷：快走啊爸！别这样！你这样太幼稚了！
我又问牛牛：明天就像刚才那样找哈哈，知道了吗？
牛牛说：知道了。
我突然变成了全天下爱唠叨的父母样子，接着安排道：哈哈要是问你昨天咋没来找她，你就跟她说，我昨天来找你了，但是没找到。
牛牛点点头。
希望今天的演练有成效，明天俩小人能顺利接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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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帖子，令人啼笑皆非。
一个人，因与某教育机构发生退费纠纷，遂在网上找了个“律师”。该律师声称，3 个小时内就能“逼迫”教育机构退费，服务费 800 元。该人嫌贵，与该律师磨价钱，最终磨到 500 块成交。
这里我不得不插一句，这个人找得所谓“律师”，八成是网推所的销售人员。不仅不是律师，甚至可能连丁点法律知识都不懂，只会点销售话术。其实严格来说，法律服务这个行业，应当天然的排斥销售话术。都说病急乱投医，人们想到律师之时，往往是遭遇法律纠纷，走投无路之际，以我近几年当律师的观察，只要你敢夸海口，无论话术编的多么蹩脚，多么漏洞百出，客户也会相信。碳基生物终究是基于情绪而非逻辑的物种。很多时候，你话术越离谱，客户越会认为你神通广大，你成案概率反而越高。
我为什么敢说这个人绝不是律师，问题就出在他那句三个小时要回钱上。我真想不通，这世上还有什么手段，能逼人三个小时内就范啊？你就是去人家门口上吊，也得先上五斤杂货铺买根上吊绳吧？500 块钱的律师费，滴滴肯定是坐不起了，出门还得坐地铁挤公交，等你吭哧吭哧跑到人家门口，三个小时恐怕早就过去了吧。再者说，你能请三个小时保证要回来钱的律师，人家就不会请保证半年一毛不用出的律师？最强之矛对上最强之盾，又该当如何？
律师介入后——当然，此律师已非彼律师，还是一贯的套路，“律师”把这人拉进了一个名字很高大上的微信群，常见的冠名方式为 XXX 专案群等——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说我们跟人干仗，要讲究策略，不能一窝蜂冲上去。
这人便问：什么策略？
律师答：你先去跟教育机构闹，闹得越大越离谱越好。等你们闹得局面不可开交了，我再从天而降，当老好人，撮合你们一番。这样起码能保证他们给你退个百分之六十。
这人一脸迷茫：可是现在教育机构已经答应退给我六成了啊，你们那个张律师说能全退我才找你们的都。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律师但肯定不是张律师的律师见差点说漏了，赶紧讪讪的笑笑，打个哈哈，说：全退估计有点难，我们争取能退个百分之八九十吧~
这人便依律师之计，跑到教育机构大闹一番。这人战斗力约莫还行，只把学校搅得天翻地覆，就是结果不太理想，人学校也是吃软不吃硬的茬儿，原来还说能退六成，现在一看都说好了还要来变卦搅屎，干脆关门送客，扬言一分钱也不给退了。
这人完成律师交代的任务后，马上给律师打电话，说我已成功炸掉碉堡，你们大部队赶紧上阵清扫战场吧。
律师自然也回天乏术。最终这人不仅原本说好的六成退费没拿到，还搭进去 500 块钱律师费，贴进去一个月的时间精力。终于回过味儿的他，跑到律师协会，坚决投诉了该律所，并跑到各大自媒体平台，曝光了自己的“上当”经历。
由于缺失的信息太多，这件事的是非曲直，我没法评价。
但有一点，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在当前律师行业普遍的商业模式下，500 块钱，不可能购买到充分的法律服务。注意我的表述，我再重复一遍，500 块钱，连合格的法律服务都买不到，更不用说什么情绪价值啦那些高附加值高溢价的服务了。
我知道你看到这儿一定很想骂我，但你先别急着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其空谈道德，我们不如来算一笔账。
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网推团队，我们就算他三个人吧。这三个人要想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起码得能住起个合租房，每天叫得起两顿拼好饭吧。500 块钱的单子，刨掉各种苛捐杂税，三人一个月至少要接四五十单，才能勉强度日。
这个“被害者”指控律师的罪行中，首当其冲的一条是律师没有在自己与教育机构闹掰后，第一时间介入响应，最终导致事态无法挽回。咱且不论这个逻辑是否能讲得通，咱就算算小律师的工作量，心里也该有点数了。人可不是孙悟空，身上拔下几根猴毛，变出好几个孙悟空来，一个去送外卖，一个去干跑腿，一个给合伙人当牛马，一个给客户当受气包，一个给公检法点头哈腰上烟……我更倾向于人为，小律师不是要故意拖延，而实在是分身乏术。
但逻辑在大多数人的大多数生活场景中是不存在的（这也是我认为碳基生物在硅基智慧面前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人摆明了要挑你毛病找你刺儿，你说啥都没用。中央已经决定了，这事儿最终没成，锅就扣在你小律师没有第一时间介入修复关系的身上了。
况且，就这种 500 块钱的单子，一个月能不能接到四五十单，也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你网推我也网推，你承诺我也承诺，你杀价我也杀价。越是下沉市场，越是血流成河。好不容易创点收，还要一大群人参与分配。这能办出质量来才见鬼了。
人都要吃饭睡觉娶婆娘，基本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空谈情操，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对“网推”没有意见，也并不排斥。无论怎么讲，网推作为一种组织，在经济形态上都要比个体经营更先进。事实上我的老东家就是一家网推所，入行在老东家，是我当律师几年来唯一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幸运事。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公司化模式对我的培养，我可能现在连律师行业的门还入不了，早就饿死求了。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网推，而在于生不逢时，在于当下的经济形势，在于律师行业普遍的组织形态已经过于陈旧落伍。
任何组织的形态演化，都以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前提。经济越是繁荣，越有助于大型经济组织的产生。经济越是萧条，组织越倾向于收缩。年后复工去找地方理发，发现街上多了许多“十元快剪”。只能摆下一张转椅，一个洗手池的大小，只有一个理发师傅，连个帮着洗头的小学徒都没用（也站不下），若想在店里洗头也可以，加三块钱，自助洗。这就是经济组织收缩到极致的体现，市场已经不足以支撑哪怕自然人合伙经营这样最初级的经济组织形态，只能收缩回个体经营。
而律师行业，无论律所规模大小，组织形态几乎一直停留在个体经营层面。律师这个群体很有意思，前几年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鲜有律师往进化组织形态上考虑。原因当然很简单，纯经济分析就够用了，任何组织，最终都是一种“异化”。具体来讲，“组织”会减少律师个人到手的利润。组织规模越大，组织层级越高，组织成本就越大，律师到手的利润额就越低。我个体经营一个月干俩案子到手三万，呆在组织里一个月干六七八个案子到手一万，我肯定不乐意。现在经济形势不乐观了，不足以支撑组织形态的大规模演化了，别的行业纷纷开始逆组织化了，律师们反而又开始抱团取暖了。顺风的时候都没搞成，现在逆风了，反而搞成了？我看世上难有这样的道理。
律师行业要想有集体的进一步发展，根本药方还在于如何提升组织度上。组织度提上去了，行业的整体抗经济周期韧性才能提升。就像理发店里的托尼老师们一样，大家手里都有钱的时候，他们卖几千上万的会员尊享服务，大家手里都没钱的时候，他们散作满天星，在街头巷尾开起一家家“十元快剪”。往大了说，这叫服务社会。往小了说，这叫收缩过冬。如果繁荣的时候你还在搞个体经营，萧条的时候，恐怕只有饿死一条路了。
这才是健康的行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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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时评杂文 | Tags: 律师行业困境，网推所，律师行业改革， | 添加评论(5)
阳城县人民检察院：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涉嫌寻衅滋事罪犯罪嫌疑人路人甲委托，指派刘臣律师担任其辩护人。
经辩护人与贵院检察院案管中心沟通确认，路人甲案，已于2025年2月5日侦查终结，并由阳城县公安局移送贵院审查起诉。
辩护人就如何阅卷问题进一步询问案管中心时，案管中心答复辩护人称，可以在12309检察网律师平台绑定案件后申请远程阅卷，也可以到现场阅卷。
辩护人随即于2025年2月5日下午，在12309检察网律师平台上传了包括委托书、公函、近亲属关系证明等能够证明辩护人身份的材料，申请绑定案件，并进行远程阅卷。
2025年2月6日全天，辩护人多次致电贵院案管中心，询问案件绑定进度。案管中心均以网络波动，暂无法处理为由答复辩护人。辩护人随即又提出，既然网上阅卷暂时有困难，那可否线下阅卷，刻录光盘？案管中心又答复，公安的电子卷宗还没有完全传过来，线下也阅不了。
2025年2月7日上午，辩护人再次致电贵院案管中心，询问电子卷宗是否已经全部传送完毕，并请求先复制已经传送过来的部分。案管中心又恢复辩护人，称只能等全部传过来才能提供阅卷，不能部分提供。
辩护人充分理解因网络波动原因所导致的电子卷宗制作、传送延宕问题，但本案涉及人数广，案卷材料多，辩护人唯有尽快展开阅卷工作，才能全力配合好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工作，才能全面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才能履行好律师法赋予辩护人的职责。
鉴于网络波动因素迟迟无法消除的现实局面，辩护人特向贵院申请，尽快协调时间，安排辩护人线下复制纸质卷宗，依法保障辩护人阅卷权利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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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刑辩实务 | Tags: 程序辩护，阅卷难，信访控告， | 添加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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